一群“名媛”，兩個時代

“上海名媛群”事件打開了很多人的“新世界”。原來，有一群女孩子居然這么“拼”——用各種“拼單”包裝起白富美的名媛形象，以期實現階層向上流動或利益交換的最大化。然而，名媛不應是金錢貼上的標簽，欺騙換不來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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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網紅文化野蠻生長

前不久，“名媛”朋友圈生成指南浮出水面：早晨，靠在豪車旁來一張“晨跑結束摸摸我家的布加迪威龍”。午后，麗思卡爾頓下午茶，背靠無敵江景一頓咔咔咔，備注：“偶爾的停頓是為了更好地前行”。深夜，落地窗邊品著紅酒的剪影，配上一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事件繼而揭露了一場有關網紅經濟和互聯網社交的“騙局”。一群年輕的流量博主，通過“拼單”拍照在社交媒體上展示出白富美的假象。那些出入高檔場所、身著奢侈品牌、享受陽光美食的定格畫面，可能都是低成本“拼”出來的幸福。

網友犀利總結：把自己包裝成名媛的，一部分是太要面子，一部分是為釣凱子。出入各種高級場所，邂逅政界精英、金融巨子，以年輕的身體來交換高昂的物質報酬。若是能嫁入豪門，無異于走上人生巔峰。

這種“走捷徑”的模式并不是“上海名媛群”的突發奇想。美國有“Sugar daddy”，日本有“援助交際”，還有香港的“天王嫂訓練營”。網紅文化野蠻生長，無論是放長線釣大魚還是短線交易，背后都是盤根錯節的利益鏈，坑人不吐骨頭。

騙局被揭露之后，不少人曾經對偽白富美的羨慕嫉妒恨就會顯得無比愚蠢。依著愿者上鉤的心理，很難說清楚到底誰成了真正的笑話。于是，人們用一場盛大的輿論狂歡來遮掩曾經的信以為真。“拼上班，每人1天，每天8小時，塑造獨立自主的互聯網時代女強人形象”“拼上學，985雙一流院校，可拍照打卡，作業數量有保障”……其實這些都可以自己做，但是“名媛”就是要“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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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名媛”文化的反思

“上海名媛群”有市場其實并不奇怪。生活在上海的女子，大多對“名媛”一詞有著很深的執念。

民國時期的上海，商埠開放、五方雜居，海派文化兼容并包，散發獨特的魅力。身處上流社會的名媛，在時代沉浮中命運跌宕。至今流傳下來的若干人物軼事，多有傳奇色彩。名媛一詞，某種程度上成了當時對女性魅力及社會地位的極高肯定。

然而，今天不少年輕女孩子對名媛的理解和推崇，可能存在誤區。

所謂“名”，即有名望，有名氣。一則是名門望族之后。家底殷實，家族生意遍及全國各地。或祖輩多達官貴人，手握實權重兵。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她們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二則她們往往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大多數普通女子還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時候，她們得以入讀中學、大學，甚至留學海外，能說一口流利的外語。

她們天生麗質又高調亮相，一方面是社交場上男性審美主導使然，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為了家族“鞏固聯盟”等更深層次的考慮。她們中的很多人，最終仍然成為了舊社會的犧牲品，并沒有因為出身高貴而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命運的主導權。

如今，在全世界范圍內來看，中國女性都擁有了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權益，而“上海名媛群”所努力的方向，卻是一種倒退——用奢侈品包裝起女孩年輕的身體，投資、逐利甚至欺騙，“走上人生巔峰”，不過是依附于成功男性。

所謂“媛”，《說文》有解，美女也。姿態端正，品德美好。宋氏姐妹、林徽因等，皆傳承了良好的家風家教，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積累學識涵養，方能立足于亂世變局。但在“上海名媛群”的價值邏輯里，重點追求的顯然不是這些東西。

誠然，不同人有不同的選擇，不違背公序良俗，不踐踏法律底線，只要能自洽，其實也沒什么。但“上海名媛群”事件所映射的當今時代社會心態和少數人扭曲的價值觀值得警惕，或可稱為今天部分少男少女的“新拜金主義”——傳承并有別于傳統拜金主義。

“新拜金主義”目標更明確，即為了追求物質享受而直截了當選擇成為富豪圈層的依附;手段更多元，會運用新媒體技術對自己進行全方位包裝;表達更直接，即從以往的猶抱琵琶半遮面變為“光明正大”幻想一步登天。

拜金本是社會通病，但今天的拜金加入了技術傳播的催化劑之后，變得更加兇猛。人性中的面子與財富欲望在技術催化下，變得更加赤裸裸，一旦揭開“拼團炫富”的遮羞布，真相往往成為一種不堪和反諷：人的現代性在這一刻被解構得體無完膚。

我們真正應當從“名媛”事件中反思的問題是：人性中虛榮與貪婪的“邊界”在哪里?如何能讓自己不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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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自己：名媛當有如此風骨

撇卻資本家后代的“出身論”，民國末年的上海還有著這樣一群名媛：同盟女杰徐宗漢、《新青年》雜志編輯高君曼，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上海女界聯合會文秘王會悟……她們本是完全可以依附于他人的，徐宗漢和黃興是革命夫妻，黃紹蘭是章太炎的大弟子，高君曼是陳獨秀的愛人，王會悟嫁給了李達。

但她們卻以更加獨立的姿態，書寫了屬于自己的歷史長歌。

“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黃紹蘭在上海創辦了博文女校，為那些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的進步女青年提供庇護所。

在尋求婦女解放運動的道路上，王會悟遇到了馬克思主義，遇到了中國共產黨，此后義無反顧投身革命，為中共“一大”的順利召開保駕護航，在中共創建史上留名。

她們也是忠貞的妻子和偉大的母親，高君曼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營救陳獨秀出獄，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坐牢。王會悟帶著年幼的孩子，隨同李達輾轉長沙主持大學教務，幫助校對出版《社會學大綱》。

她們從未想要通過嫁人來實現階層跨越，從未刻意追求衣著光鮮、妝容靚麗，她們甘愿為民族存亡大義散盡家財、顛沛流離，事成之后或隱姓埋名，或回歸學堂教書。

名媛，當有如此風骨。

在貴州、云南等地，我曾和幾位支教老師交流。他們說到了一些痛心和無奈的經歷：班里有個別長得漂亮的女孩子，受一些社會風氣影響，志向欄里會填“嫁給高富帥”;有的早早放棄了讀書機會，找門路做“群演”、當“網紅”，幻想一夜暴富。

確實，讀書無法帶來短期的收益，讀書的變現能力似乎越來越弱，“讀書無用論”依然在社會上大行其道。但恰恰是這些看不到的東西，慢慢塑造了人的氣質，形成了讀書人積極正向的價值觀，為我們提供了奮斗的動力和基礎。

若有詩書藏在心，歲月從不敗美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秉持高尚的道德情操，為自己而活，活出自己，這才是名媛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