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端午節，下午5點半，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的兒科醫生周立立坐在值班門診室里問診病人，她是當晚的兒科夜班急診醫生。夜班急診十天輪一次，一次要在醫院工作20多個小時，工作量巨大。

晚上9點，十平方米左右的急診室里站滿了人，將周立立圍在里面。剛出生5天的寶寶因為新生兒黃疸被奶奶抱過來讓醫生檢查，旁邊的爸爸媽媽則在詢問病情。另外一位5歲的小女孩因為高燒被爸爸抱著，媽媽在等醫生開藥。周立立坐在桌前，一一診治—黃疸寶寶安排住院，發燒的女孩輸液退燒。

在診室外面，候診區的一排椅子上坐滿了排號的病人和家長，輸液區的吊瓶也掛滿輸液架。“近期廣州的天氣一會兒暴雨、一會兒暴曬，小孩子容易發燒，”周立立說。來看急診的多是5歲以下的小孩，高燒40℃左右，由父母抱著，大多數都被“燒得蔫兒了”，躺在父母懷里不說話。

此時，距周立立下班還有15個小時，今天晚上能否躺下休息兩三個小時，她當前無法預料。

這是周立立的工作常態，也是全國數萬兒科醫生的常態。

5月27日，國家衛健委婦幼司司長秦耕回應我國兒科醫生資源不足問題時表示，目前兒童醫療服務資源相對比較緊缺，全國每千名兒童兒科醫生數為0.63。距2020年達到0.69有一定距離，且明顯低于世界發達國家水平(0.85—1.3)。

據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在2016年聯合發布的《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顯示，當前中國兒科醫生總數僅為10萬人左右，平均一名兒科醫生要服務2000名兒童。

工作20多個小時

零點之后，病人開始少了。“今天因為端午節，來醫院的人少，整體還是很輕松的，我最多一天晚上看了126個病人。”周立立說，“那天晚上，我的視線一直沒超過小孩子的高度，只聽見大人在講話，根本來不及去看家長。凌晨三點才吃上一口晚飯。”

回憶起那最高的急診量—126個病人，周立立仍顯得有些著急。12個小時的夜班急診時間，如果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平均下來每個孩子的診治時間不到6分鐘。“每個病人要是多耽誤一分鐘的話，排在后面的就要多等兩三個小時。”周立立說。

晚上急診的病人絕大多數是在廣州生活的人，“雖然社區醫院的醫保報銷比例大過我們，但是社區醫院沒有夜班急診，小孩生病家長只能帶過來。”周立立說。

凌晨兩點，最后一位病人離開急診室。周立立和衣躺在值班醫護休息室的床上休息。15平方米左右的休息室橫豎擺放了兩張雙層床，供醫護人員休息使用。

當天廣州白天最高氣溫35℃，周立立進到休息室不到30秒的時間就關上燈躺下了，甚至忘記打開空調。躺下沒到15分鐘，值班護士叫起周立立，又來了一個急診病人。小孩39℃高燒，家長擔心會有熱性驚厥。周立立交待安排好后，回到休息室，抓緊躺下。因為沒開空調，休息室里蚊子嗡嗡，但周立立睡得很沉。

凌晨5點，珠江醫院的門診4樓，除了擔心會發生熱性驚厥的一家人外，還有一位值班的護士在崗。早上6點，一位年輕母親帶著1歲左右發燒38℃的嬰兒按響了急診室的門鈴。周立立一邊走一邊用手抓了抓頭發，幾道深深的褶皺印在白大褂的后面，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早上8點，周立立交完班后，又到病房查房，直到中午快12點才回家。

如果從端午節的早上算起，8—12點，周立立出了半天的普通門診，12點至下午兩點半出急診，“中午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盒飯”。下午3—5點在科室休息。然后從下午5點半出急診直到第二天早上8點。20多個小時，被工作塞得滿滿當當。

周立立不覺得現在的工作強度很大，“病房里的醫生和跟120出車的醫生，才是真的辛苦。有一次大年三十，要去外市接轉院的病人，早上8點半出發，到晚上9點才回來。24小時在醫院待命，沒有上下班的概念”。

“現在條件好一點了，就已經很知足了。這種10天輪一次的夜班急診，在2017年，可是三天輪一次。”周立立說，“而且兒科醫生的辛苦與相應的報酬不成正比。”

兒科醫生的薪酬幾何?2016年發布的《白皮書》顯示，相較于其他科室的醫生，兒科醫生承擔了1.68倍的工作量，但薪酬收入僅達50%。

學會理解病人

6月3日，上午8—12點，珠江醫院小兒神經康復科主任李宏出門診。還有兩年就要退休的李宏每周的出診排班僅有兩個整天時長，分別為周一一整天，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

李宏有30多年臨床經驗、主攻兒童神經系統疾病，包括癲癇、大腦發育不良、高危新生兒神經發育早期監測及干預、抽動癥、多動癥等。就診患者半數以上是外市甚至外省人，多數是治不了的疑難雜癥匯聚至此。

李宏在診治病人的時候，通常第一句話是問孩子：“乖不乖啊?”“通過這個問題，可以判斷出很多信息，”李宏說，“比如智力情況、聽力、理解力以及認知水平等，你會發現，3—5歲的小朋友你這樣問他，他百分百會回答‘乖’，但是5歲以后開始猶豫了，不回答你了。但是有些10來歲的小朋友卻回答‘乖’，那就說明他的智力可能存在問題了。”

開診不到半個小時，門外一位老婆婆幾次通過門上的玻璃框往里看，很是焦急。8點36分，老婆婆抱著2歲的孫子進來，后面跟著孩子的爸媽，家長懷疑孩子是自閉癥，因為兩歲了還不能講話。

李宏聽完孩子父母的講述后，一邊逗孩子，一邊面部朝下抱起來進行專業診斷。老婆婆全程沒有講話，表情凝重。做完一些簡單的檢查后，李宏說：“孩子沒有大問題，做個檢查確認一下。”

診室的氣氛一下子放松活躍了，“真的嘛，嚇死我了，謝謝醫生，謝謝醫生，”老婆婆連說。最后檢查結果出來也證明孩子沒有問題，一切正常。老婆婆喜笑顏開，走之前不知道說了多少句“謝謝醫生”。

在很多醫生看來，兒科是“啞科”，病患通常不能明確表達自己哪里不舒服，“你要從接觸孩子的第一秒鐘就開始檢查，比如剛剛這位被當地醫生懷疑是自閉癥的孩子，但是我在跟孩子進行眼神交流的時候，他很好地給了我回應，我首先就把自閉癥排除了。”李宏說，“孩子很聰明的，可以感受到并且記住你。而作為孩子的家長，最先做出的判斷是你喜不喜歡他的孩子，你有沒有親和力。”

李宏認為，不同階段孩子的生理條件其實都不一樣：“有人認為可以讓內科醫生來充當兒科醫生，我覺得這對孩子也太不負責了，我覺得有習慣了看孩子去看大人的兒科醫生，但是反過來是不行的。兒科的診治要比其他科室難得多。”

醫療行業永遠存在著不確定性，要尊重醫學的規律，要承認醫學的局限性，要承認醫學它本身有缺陷。治療中有時也會有遺憾，這是所有醫生最不愿看到的。

2008年，手足口病暴發，由于病毒變異，致使不少感染的兒童患者病情惡化特別快，“快到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那么快的程度。”一位兩歲半的小女孩在進ICU時，還跟她的爸爸揮手再見，進去以后不到半小時，孩子不好了，病情發展特別快，一個多小時的時候，急救的醫生跟家長說孩子不行了，最后救了一個小時，孩子還是沒了。“超出了醫學界的預估，醫生也心塞無奈。”

李宏說：“醫學有個信條‘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這不是調侃，因為你面對的是生命，別無選擇。”

“孩子的很多病很多時候就像一棵樹苗葉子發黃，醫生把表面的土松一松，澆點水，施點肥，過兩天樹苗慢慢就變綠了。誰讓它變綠的?是你的肥讓它變綠的?是它自然的生命力，你只是起到一個培土的作用。”李宏說。

給兒科醫生加薪

距2016年全國多家兒科醫院因緊缺兒科醫生停診之后，兒科醫生緊缺已經得到了明顯改善。

中山一院兒科主任蔣小云在兒科住院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干兒科雖累一些、辛苦一些，但付出有相應的回報，那自然有人愿意干兒科了。”

自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中，把兒科專業從本科教育中劃掉，歸至臨床醫學系(兒科方向)后，臨床醫學的醫學生便成了兒科醫生的主要來源。“在大城市大醫院，內科、外科醫生是不缺的，因此，適當提高兒科醫生的薪資待遇，有利于緩解兒科醫生緊缺。”蔣小云說。

因為晉升通道受阻選擇離開的醫生也不少，“因為晉升，跟薪資待遇、職業前景等都是有關的。”蔣小云建議，“在職稱的評定上，應適當向兒科傾斜，讓兒科醫生們有充分的機會實現個人發展。”

與此同時，工作中源源不斷出現的小驚喜，也讓蔣小云覺得兒科醫生是一個很溫暖、很陽光的職業：“比如有的小朋友特別可愛，自己手里拿著很喜歡的玩具，一見到我們醫生來了，會大大方方拿出來和我們一起分享。還有一些家長，看到我們加班晚了，都主動說你們辛苦了。我可以感受得到，他們是由衷地表示感謝，這些都會讓我們覺得很溫暖。”

去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衛生計生委主任、黨組書記段宇飛曾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廣東將從目標管理、人才建設、機制改革和營造氛圍四個方面破解兒科醫生短缺難題，其中最關鍵的是調整兒科醫生薪酬，使其付出與回報相匹配。”

段宇飛介紹，為增加兒科醫生的數量，廣東將在有條件的醫學本科院校增開兒科的本科專業，同時，增加兒科研究生的招生數;另外，加大兒科住院醫生的規范化培訓，以及加強兒科醫生的轉崗培訓和訂單定向培養。

在提高兒科醫生的薪酬待遇方面，各地區也開始了行動。以廣州為例，從去年5月開始，廣州地區的各大公立醫院在收治6歲以下兒童時，有408項兒童基本醫療服務項目實施加價，幅度不超過30%，如一般門診檢查費由10元提高到13元，急診診療費由21元提高到27.3元，霧化吸入從7.77元提高到10.1元。

據秦耕介紹，自2016年六部委的文件實施以來，兒童醫療硬件、軟件建設都有了比較大的發展，很多醫學院校恢復了兒科專業，從學歷教育上得到加強。《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到2018年全國共有婦幼保健機構3080家，婦產醫院807家，兒童醫院228家，從業人員近64萬人，年門診量4億人次，年住院1379萬人次，床位33.8萬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