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9日上午11點06分，老紅軍王定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7歲。

這位唱著歌走完長征路的老奶奶，走了。她曾是健在的年齡最大的女紅軍，15歲被賣作童養媳，20歲加入紅軍，22歲參加長征，三過雪山草地，新中國成立后她歷任國家內務部機要科科長等職，離休后仍步履不停，心系人民，70多歲推動長城保護，90多歲還參與植樹造林……

“我清楚地記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們點燃了火把，長長的隊伍像火龍一樣，把天地照得通紅……我一直在尋找這生命的火種。”這是王定國永遠難忘的一幕，也是她一生的追求。歷經百年風雨，從黑暗奮斗到光明，那一顆尋找生命火種的初心，從未改變。

王定國書寫“長征萬歲”

“我母親的長征路，是唱著歌走完的。”

王定國原名王乙香，出生于四川省營山縣安化鄉一個貧苦佃農家庭，她的妹妹被餓死，因父親病亡沒錢安葬，3歲半的二弟也被賣掉，15歲的她被送到別人家當童養媳。那時，川東秘密黨組織來到營山發動群眾、組織農會，王定國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結束了原來的婚姻關系。1933年12月，王定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出任四川營山婦女獨立營營長、川陜蘇區保衛局婦女連連長，為紅軍送彈藥、清剿土匪，拿過槍、上過戰場……

1935年3月，王定國調入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前進劇團，從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路。她一手拿著槍、一手拿著劇本，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和戰友們用自己的歌聲喚起同志們的斗志。

翻山越嶺時，王定國和劇團的同志們從隊頭走到隊尾，用激越、詼諧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大家克服困難。當時條件非常簡陋，沒有道具，她就到老鄉家里借門板、桌椅做道具，用墨汁畫眉毛，用買來的紅紙當作口紅。

長征途中，王定國所在的紅四方面軍3次穿越草地。劇團大多是年輕的女孩子，長途行軍又累又困，在隊伍暫時停止前進的片刻，站著也會睡著。有時候夜行軍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過去，醒來一看隊伍無影無蹤，拼命追趕幾個鐘頭才能跟上隊伍。

劇團翻過夾金山到大炮山慰問紅五軍三十七團，那里人煙稀少，野獸很多，演出時，風像刀子一樣刮著戰士們的臉，臉部肌肉凍僵了，手腳凍麻了，可這喧鬧的鑼鼓聲卻振奮著每個戰士的心。

紅四方面軍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到達山頂的那個夜晚，王定國和戰友們互相擠著睡著了，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的腳趾凍僵了，她拿手一摸，腳趾竟然一下子斷了。她把傷骨磨平，包扎起來，仍跟隨在長長的行軍隊伍中。

“過草地很艱苦，仗打得也很苦。”在王定國的記憶中，長征之路上充滿了犧牲與戰斗，但她卻用樂觀的態度鼓舞著周圍的同志們。過草地時，樹皮、草根、皮帶、皮鞋都成了紅軍戰士的“糧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王定國所在的文工團編了一首打油詩四處傳唱：“牛皮鞋底六寸長，草地中間好干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后分外香。兩寸拿來熬野菜，兩寸拿來做清湯;一菜一湯好花樣，留下兩寸戰友嘗。”

“我母親的長征路，是唱著歌走完的。”王定國的七兒子謝亞旭說。

98歲的王定國在四川植樹

“她雖是一弱女子，但卻有很強的‘江山’情懷。”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是王定國的情懷。無論是在革命年代，還是在建國后，她從來不問自己該得到什么，而是總想自己該對國家做些什么。

王定國在長征路上邂逅“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后來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再度與他相遇，并結為革命家庭。1971年，謝覺哉與世長辭。在整理出版了謝覺哉的日記、文章、詩歌后，王定國把所有兒女召集回來當眾宣布：“多年來，我一直照顧你們和你們的父親，從現在開始，我要去做我應該做的事了。”王定國所說的“我應該做的事”，就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繼續奮斗。

20世紀80年代，長城周邊有人偷拆長城磚，用來蓋房子、圍豬圈，王定國痛心不已，于是成立中國長城學會。學會籌建之初，沒有一分錢經費，王定國就找到磚窯，拉著燒好的磚，挨家挨戶去換老百姓盜掘的長城磚。長城學會成立以后，王定國堅持“三不要”原則：不向國家要經費、要編制、要辦公場所，日常費用從王定國離休工資里扣除。

90歲后的王定國，關注起了國家的林業生態建設。她不顧年老多病，到全國多個省市了解林業生態建設情況。2004年到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察速生林建設;2005年到河南省考察黃河故道生態治理情況……2010年，王定國與重慶市民一起，在長江邊植樹造林，她感言：“只有大家都走上這‘綠色長征’之路，才能真正為子孫后代造福。”

一次，王定國回到家鄉營山縣，聽家鄉人說起一個愿望：“聽說縣城里一到晚上有個燈，一拉，屋子里就亮，我想去看看。”那時的四川大山里依然用著油燈，不知電為何物，王定國從此決定，要用自己的余生重走長征路，幫助老區人民脫貧致富。這一走，就走到了100歲。在102歲之前，王定國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走進長征沿線的老區群眾家里調研，把自己的見聞寫成報告呈給中央，為老區發展奔走呼吁。

“她雖是一弱女子，但卻有很強的‘江山’情懷，總覺得國家的一些事是自己應該做的。”王定國的七兒子謝亞旭這樣說道。

王定國與謝覺哉

“所謂家風，不是寫在牌匾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事情。”

自王定國與謝覺哉結為革命伴侶后，先后將7個子女撫養成才。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先后擔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對群眾極其熱情，卻對家人十分苛刻，這深深影響著王定國，也讓這個革命家庭形成了良好的家風。

謝覺哉去世后，按規定遺屬可以繼續住原來的房子。王定國卻主動找到組織說：“我不是遺屬，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級別就住什么房子!”隨即遣散了秘書，退掉了司機，搬出了帶院子的大房子。

“母親一直教導我們學本事、干實事，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王定國的大兒子謝飄回憶說，雖然對待群眾熱心腸的母親給很多人寫過推薦信，卻從來沒有在他考學、當兵、提干、復員直到退休的任何一個階段為他說過一句話。謝家曾孫謝旭飛大學畢業那年去北京看望王定國時，王定國的七兒子謝亞旭特意叮囑他，見到王定國只談家事，要幫忙安排工作的話莫要提。

成長于這樣的家庭，王定國的孩子們都各有成就，其中二兒子謝飛是我國第四代電影人中最有成就和國際影響的導演之一，作品榮獲金雞獎、百花獎和多項國際大獎。王定國常常教導謝飛要好好拍戲，別想著做官。

“所謂家風，不是寫在牌匾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事情;所謂傳承，不是掛在口頭上，而是一種自然自覺的行為。”回憶起父母的言傳身教，謝飛這樣說。

慈祥的王定國老奶奶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是王定國最喜歡的詩詞。傲霜斗雪，盡情綻放，一生奉獻，一心向陽，這，也正是她一生的寫照。(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芳源 整理)